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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部法律还详尽规定平台经营者的各项监管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实际上认可了其作为电子商务主要治理者的社会角色和广泛的治理权力。
其中，大众媒体以集中式信息分发的方式连接着公众和政法机构，公众通过社交媒体自主传播涉法信息，政法机构以信息公开回应公众和媒体的关切，释理说法。但对大众而言，由于较长时间的法的缺失，即使最新制定了很多法律，也知之甚少。
[1]P173有法可依了，就需要最大范围最大可能地被人们知道和了解。一个社会的传播结构无可非议地包含了集体性的信仰暗示和价值观念。不管是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还是以吏为师，都是由官吏为百姓读法释法以维护礼制的，即官吏是传播主体。国家设置议程，公众反映形成议程，二者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与互动中控制、协调着法治传播的演进，影响着中国的法治进程。⑦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源于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
[1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内心尊崇法治，才能行为遵守法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变迁是如何互动的？法治传播实践留下了怎样的轨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不可或缺的新的视角。谢晖：《事实推理与常识裁判——简单道义案件的一种裁判技巧和立场》，《法学》2012年第9期，第20-25页。
童之伟：《宪法学研究须重温的常识和规范——从监察体制改革中的一种提法说起》，《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20-33页。第四，法律常识中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其所表达的意思是，这些法律情感是普普通通的一般社会成员从外部(社会与家庭)接受的，或者基于自身实际的相关生活经历而产生的，或者耳闻目睹其他人的实际经历而生发的，与法律相关或者有法律意义的那些情感和态度。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命题也逐渐失去了其具体的主体归属并以谚语的方式得以较为精炼传神的表达，它们往往更多地流传于因不识字而不会运用文字写作的民间普罗大众之中。(47)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将法律常识视为一种法律意识形态是有根据的。
这些情感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直觉性的或者感性的因而是朴素的，而且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以类似或者同样的方式获得或者生发出了这些类似或者同样的情感和态度因而是共同的。(12)参见林作铨：《常识问题——常识、人工智能与数理逻辑》，《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6期，第401-406页。
郑玉波：《法谚》(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在内容上，常识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常识作多样性的分类。第二，法律常识具有以地域划界的普遍性。(51) 在学者们对常识的特性(特征)的大体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结合法律常识本身的特殊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将其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内在属性(或者特性)归纳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常识具有直接连带的自明性。
与一般的常识一样，法律常识之所以成为法律常识，核心在于常，而在中文语境中常除了平常普通正常平淡无奇之外，常识之常既含有本质之意又含有确定不变之意。黄小洲：《Sensus Communis：伽达默尔对常识哲学的重塑》，《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第69-77页。据此，我们大体上可以对法律常识概念作如下简单而概括性的界定：法律常识是社会中普通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significance)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25)李醒民：《知识、常识和科学知识》，《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第123页。
(13)参见郁贤：《常识·共识·法治》，《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1期，第64页。这些命题也被称为格言。
(64) 必须明确的是，根据我们对法律常识概念的内涵的阐释，不仅那些与法律无关的或者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包括惯例习惯规矩禁忌等的不成文的规范以及那些与法律无关的或者不具有法律意义的格言和谚语不是法律常识，而且那些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包括惯例习惯规矩禁忌等的不成文的规范，以及那些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格言和谚语，如果其所表达的思想与实践内涵对于具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言不具有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而是具有消极意义和负面作用，这些不成文的规范以及格言和谚语也就不被视为法律常识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传播主体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不同的主体对客体、媒介及受众都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一)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从传播法制到传播法治 内容为王是传播的基础共识，法治传播的内容即法治传播的客体，因此，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即法治传播的内容是决定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的重点考量。
当然如果回应不被认同，或遭受疑义，还可能引发新一轮舆情。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媒体法治报道的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制、道德、秩序、规则、权利、义务、权力、利益、律师等组成了媒体法治传播的显在或潜在的关键词，而且，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如20世纪80年代，法制、道德是明显的高频词，90年代则是秩序、规则等，进入21世纪，权利、义务、权力、利益、律师等又开始频繁出现。《尚书·胤征》载有：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张文显教授将1978年至1997年概括为法制创建新时期，并把全民普法看作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认为中国的全民普法运动既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法治启蒙运动，是一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运动。其中，传播主体是首要的和基础性要素，传播主体的变化及其对传播客体、媒介与受众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听觉，作为电子媒介的基础知觉依据，进一步体现了口头传播这一基础身体媒介的不可或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个体公众成为传播主体打破了法治传播的组织控制和专业垄断，使其成了公共传播，法律机构独家信源的地位被动摇，大众媒体的社会方式传播也不再能独霸天下。
早期的单一主体时期自不必说。[12]这一时期法治传播的内容即法治传播的客体，无论是政法机构的选择，还是大众媒体的选择，都主要围绕着法制展开，普及法律制度、传播法律知识，意在强调知法守法。
从一元钱官司到公民打假索赔，从重庆钉子户到聂树斌案，大众媒体主体以对涉法事件和民意的关注体现出与公权力的微妙博弈，与政法机构的普法保持着法治传播的平衡，并以此形成了法治传播的舆论监督模式。其中，大众媒体以集中式信息分发的方式连接着公众和政法机构，公众通过社交媒体自主传播涉法信息，政法机构以信息公开回应公众和媒体的关切，释理说法。
但对大众而言，由于较长时间的法的缺失，即使最新制定了很多法律，也知之甚少。[1]P173有法可依了，就需要最大范围最大可能地被人们知道和了解。一个社会的传播结构无可非议地包含了集体性的信仰暗示和价值观念。不管是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还是以吏为师，都是由官吏为百姓读法释法以维护礼制的，即官吏是传播主体。
国家设置议程，公众反映形成议程，二者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与互动中控制、协调着法治传播的演进，影响着中国的法治进程。⑦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源于麦库姆斯和肖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
[1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内心尊崇法治，才能行为遵守法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变迁是如何互动的？法治传播实践留下了怎样的轨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不可或缺的新的视角。
尊重传播规律、遵循法治价值引导，用传播理性提升法治传播效果，这是变迁中的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给我们的启示。(一)国家设置议程与公众反映形成议程的互动控制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1972年发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即公共领域有关法的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内含法治价值与法治追求，是法治建设所需的正向舆论。[26]这些变化和发展的事实又会不断地进入政府和大众媒体的视野，进而被纳入传播的议程，成为回应性传播。⑨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47页。人们开始从被动性地接受普法向主动性地寻求法律保护、法律救济转变，如躲猫猫事件报道促使看守所侦押分离拆迁户自焚事件报道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出台、新华社记者跟踪多年报道呼格吉勒图案推动了该案的再审等，都是媒体舆论监督促进公民依法维权或推动相关部门公正处理问题的，显示了法治舆论监督的力量。
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而且从一五普及法律常识到七五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始终从政策层面以设置议程的方式指导着法治传播实践的发展和与时俱进。
治安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显然，根据法治实践状况的发展变化和公众需求，这一时期法治传播的大众媒体主体主要表现为对司法公正与执法严明的舆论监督，个体公众主体主要是对个体私权利和法律有效实施的讨论以及对立法的参与，法律机构由于司法体制改革和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则更多地表现为对自身公正司法、公正执法的正面宣传。
法治建设的公众基础、公众对法治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比较有限。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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